丰台民国官窑瓷器私下交易

民国时期，虽然官窑体系崩塌，但一些统治者为装点门面，专人设计样式，制作瓷器，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，因此这些瓷器被称为 “现代官窑”“民国御瓷”。从现存实物看，民国早期的袁世凯、徐世昌、曹锟等高统治者，都特制过瓷器，其中以袁世凯特制的 “洪宪瓷” 为有名。“洪宪” 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，他效仿以往皇帝，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备用。为此，他从故宫选出雍正、乾隆、嘉庆等各朝瓷器做样本，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，还想重建御窑厂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原定生产四万件瓷器，但因时间等原因只完成了六千件。这批瓷器除增加新造型外，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，且彩绘比清代瓷器。为袁世凯特制的 “居仁堂制” 款粉彩瓷器，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。袁世凯灭亡后，主事者为收回本钱，将未烧成的 “洪宪瓷” 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、乾隆等不同年款，所以这批 “洪宪瓷” 中有些造型、工艺相同，但底款不同。后来有人将一批 “洪宪瓷” 转往香港，香港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 “洪宪瓷” 悉数购得。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，杨铨把家藏的 5542 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，其中就包括那六百余件 “洪宪瓷”。

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，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，署款有 “觯斋” 等。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，以瓶类为主。器型雍容典雅，线条简洁，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。花卉以疏淡为基调，着色清淡，布局疏朗，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；人物多为高士图，姿态恬淡，表现出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，体现了郭葆昌虽出身古董铺小学徒，但愿以文人自居的人生理想。

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、釉、彩等原料为目标，甚至也不再以工艺、技术改进为目标，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，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。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、粉彩、五彩为主流，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，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。装饰题材广泛，款识也是历朝都有，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。总体上来讲，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，但民国初出现的 “古月轩” 瓷器，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。

民国瓷的釉面一般略微泛黄，表面光泽柔和，给人一种松软之感。像一些粉彩瓷器，其釉面的光泽柔和温润，没有刺眼的反光，这是由于当时的釉料配方和烧制工艺所决定的。但这种柔和的光泽并非暗淡无光，而是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，仿佛有一层薄纱覆盖。
民国后期，釉料经过机械处理，釉面明净细润，但同样光亮柔和却不刺眼，这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氧化，釉面形成了一种特的温润质感。不过，现代仿品的光感往往过强，没有真品那种柔和自然的感觉，即使经过人为做旧处理，其光泽的分布和质感也与真品存在差异。例如一些仿洪宪瓷的珐琅彩，其釉面的光泽可能会显得过于亮丽和均匀，而真品的珐琅彩釉面在光线下会有细微的变化和层次感。
此外，民国瓷器的釉面还可能存在一些细小的瑕疵，如缩釉、串烟等现象，但这些瑕疵在真品上往往呈现出自然的状态，而仿品的瑕疵则可能是刻意为之，显得不自然。

郭葆昌的私款如 “觯斋”“觯斋主人”“郭世五”“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” 等，其款识风格多样，有的简洁大方，有的则带有一定的个人印记和文化内涵。“觯斋” 二字的款识可能会采用篆书或楷书，篆书款识的线条婉转流畅，富有古朴的气息；楷书款识则更加规整清晰，体现了郭葆昌对瓷器的个人品味和艺术追求。

而现代仿品的款识往往在书写风格、字体结构、笔画粗细等方面存在破绽。有的仿品款识字迹模糊、笔画软弱无力，缺乏真品款识的神韵；有的则在字体的模仿上过于刻板，没有真品的自然流畅之感。此外，仿品的款识颜色和质地也可能与真品存在差异，真品的款识颜色通常深入胎骨，与釉面融合自然，而仿品的款识可能会浮于表面，颜色过于鲜艳或暗淡，容易被识别出来。